武汉革命形势的澎渤发展，引起蒋介石、汪精卫等一伙右翼分子的恐惧。他们于1927年4月2日，在上海掀起反共高潮，镇压上海工农运动，在全国，特别是在武汉实行白色恐怖，逮捕中共分子和左派人士。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在蒋汪的出卖下中途腰折，乌云密布武汉上空。邓演达感到大势已去，决心再度出国，另辟革命新途。于是他化妆检查电线工人，沿京汉铁路至郑州，转赴西安，会合由武汉回国的苏联顾问，经五原、榆林越沙漠至西伯利亚，最后于1927年8月15日到达莫斯科。

        1927年7月13日，邓演达在北京《晨报》公开发表《辞职宣言》，表明自己“辞职”的理由和立场。同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宣告退出国民政府。7月14日，宋庆龄在汉口也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告“暂时引退”，从上海乘船经海参威，转乘苏联政府调拨的专列，横穿西伯利亚，于同年9月6日抵达莫斯科。

        邓演达辞职出走不久，蒋介石下发《通令》，悬赏缉拿。邓演达、宋庆龄到达莫斯科，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8月17日，邓演达作为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客人，应邀在莫斯科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作《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长篇报告，概况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四点原因：第一，“左派的最大缺陷，就是由始至终无一个主要的具体的政纲；”第二，“左派始终未曾准备和决心与右派决斗；”第三，“太讲究上层的外交工作而不注意下层的充实工作”；第四，“不努力于革命的武装力量的组织”，“我们在过去犯了一个疯症，就是‘在老虎头上捉虱子’，就是说拉拢封建地主的军队去做土地革命！！！”

        邓演达宣布：“一九二七年六月底，因为整个的武汉中央决心背叛革命，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根据，一概被动摇破坏，因此唯一的出路是做‘党的革命’。”“中国革命现在诚然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的时期的历史意义是：劳苦的工农及城市的贫苦无产者，已经确实认识他们一直到现在的联盟者的背叛，确实认识到一切倚恃等待都是怯懦的失败；只有拿着在自己手里头的组织去和他们的敌人奋斗、战争，结果才能得着地狱的出口，得着自由之路。”

        不久，邓演达又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邀请，向学生作了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及今后的出路》的报告，指出：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已完全被“封建的地主、投机的政客、病态的教授、大资本阶级、买办官僚……所把持”，“我们应该形成新的力量，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他仍主张国共合作，但他强调：中国革命者应该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同苏联应该保持的是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这些完全符合孙中山历来主张的讲话，却遭到部分听众“用开关电灯和脚跺地板”起哄，使邓演达感到难堪。

        这些情况的出现，使邓演达认识到苏联绝非久留之地，特别是他的一些好朋友从有关内部消息获悉，斯大林恐怕会对他的人身安全作出不利的行动，因这类事在当时的苏联并不少见。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斯大林对这个讲话非常恼怒，命令契卡将邓干掉。”斯大林是否下达过这样的命令，我们目前还无从查实。不过当时正值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时期，曾因发表过《孙文越飞宣言》而名闻遐迩的著名外交家越飞，在这场斗争中被迫自杀；曾深得孙中山器重和信任的鲍罗廷，在这场斗争中成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一只“替罪羊”，失去了行动自由，不能履行他离开中国时商定的以后要找机会与宋庆龄等共同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教训的诺言，最后死在狱中。曾在中国北伐战争中立过功勋的加伦将军，竟以“反革命罪”被处决。因此，为了人身安全，在朋友的劝告下，邓演达在一个深夜，由俄国朋友护送离开莫斯科奔向俄国南部，越过高加索，穿过边境，经过土耳其移居德国。1925年春，邓演达曾到德国学习过，对德国比较熟悉，德语基础也较好。当时德国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政治气氛比较自由宽松，也许这是他当时移居德国的原因。宋庆龄曾为邓演达的安全焦虑了好几个星期，直到确知他已安全抵达柏林后，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不久，宋庆龄也离开苏联，以治眼病为由，前往德国柏林，化名林泰。

        邓演达、宋庆龄离开莫斯科时，于1927年11月1日，由邓演达起草，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署名，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宣言》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今后革命的任务，即“在伟大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精神领导底下，去团结领导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群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得到最后的胜利──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

        邓演达、宋庆龄由鲍罗廷陪同，考察了高加索和苏俄南部，12月中旬抵达德国柏林。宋庆龄由邓演达安排，在里城堡大街7号寓所居住。这里环境幽静，离柏林繁华的柯夫斯坦姆大街不远。邓演达从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研究所担任翻译的章克青年派到宋庆龄身边照料她的生活。邓演达因长期失眠，患神经衰弱病，住进医院养病。在这期间，他专心进行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以史为鉴，总结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并经常与宋庆龄交换学习心得。他们研究的重点，是如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制定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纲领。邓演达曾写信给战友郭冠杰说：“关于继续中国革命的事，已和孙夫人、陈友仁先生讨论多时，有了具体的结论。此后我们的革命工作，仍应注重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以建立我们的革命力量。”

        1929年5月，孙中山遗体由北京碧云寺移葬南京中山陵，宋庆龄决定回国。邓演达安排黄琪翔以秘书身份，护送宋庆龄经苏联西伯利亚回国。邓演达继续在德国进行他的理论研究。他曾把学习研究心得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士交换意见。但他们对中国革命不敢兴趣，并有些蔑视。于是邓演达专程到英国伦敦与费边社人士交换看法。他们对中国革命也同样冷谈，甚至认为中国用武力推进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欧洲对中国革命的冷淡，使邓演达下决心到欧洲各地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欧洲各地农民的生活，希望能找到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药方。于是，从1928年7月至1930年2月。邓演达从汉堡乘船，经挪威至北极圈，然后顺多瑙河南下至德国南部农村，再从南锡经巴黎到伦敦。邓演达在英国住了半年，重点考察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马克思《资本论》写作的环境。1930年2月转到意大利的米兰、罗马，保加利亚的索非亚，3月进入土耳其的安哥拉、巴格达，然后在波斯湾乘船到印度德里市，转道缅甸、马来半岛、印度支那半岛，最后经香港回国。历时两年零八个月。在这期间，他会见过万灿、黄琪翔、唐显哲、谢树英、叶挺、谭平山、章伯钧等人，获得大量讯息。同年5月秘密回到上海。

        邓演达在这个阶段的突出贡献：第一，借鉴各国经验，总结我国教训，创立了中国平民革命理论，《我们的政治主张》系统阐明这一理论的重要观点；第二，建立了邓演达的思想体系，《我们的思想系统及主张根据》，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体系的主张。（冯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