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太朴是中国近代著名数学家、社会活动家，是农工民主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他为人民解放事业不屈不饶地斗争了一生。郑太朴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1930年参加农工党的创建，任中央干部会干事、组织委员会主席委员兼任上海小组负责人。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投身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9年1月应中国共产党邀请赴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因长年积劳成疾，途中突患脑溢血逝世。1950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曲折的寻求真理之路

 

　　郑太朴，名松堂，字贤宗，号太朴,1901年10月生于上海。自幼聪颖过人，在父亲郑子渊先生教诲下，少时便打下较深的国学底子，并自学了代数、几何、三角等数学课程，还自修了英语，15岁便能阅读一般的英文书籍，能用英语会话。他还爱阅读哲学、历史、文学类书籍，尤喜佛老之学。普陀山高僧大虚法师喜其对佛经有悟性，乃赠法号曰太朴。由于家境贫寒，郑太朴1918年17岁时即进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车务处当翻译，挑起了家庭生活担子，走上自谋生计并奋发读书的自我奋斗道路。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已有明显的影响，出现了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阐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上海稍具进步倾向的刊物纷纷刊载报道十月革命和介绍世界新思潮的文章，如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国日报》，在1918年的元旦社论中热情赞扬十月革命的胜利；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劳动》，也在3月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李宁即列宁）。这些介绍和论著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吸引着年轻的郑太朴。

 

　　1919年6月3日，上海工人为声援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斗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大罢工。年仅18岁的郑太朴，受爱国浪潮的激励，深深感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可耻，他痛哭了一场，愤而辞去车务处翻译之职，毅然投入爱国正义斗争，开始寻求救国救民道路。

 

　　当时，社会改造的呼声极高，除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外，还有其它多种主义和学说相继传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等，都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想被广泛介绍。郑太朴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认为找到了改造社会的良方，他屡屡在进步刊物《觉悟》上发表文章，自称“我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最好采取带有革新运动性质底协作事业为兴国方法”、“急求振兴产业”、“改造全民族底物质生活”、“以发挥人类本有的互助本能”、“增高人民底自治力，为实现无政府社会之预备”的主张，这些显然是受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影响。

 

　　1920年8月以后，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和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为筹建全国性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思想舆论上的准备，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核心，组织了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着重批判了当时对青年有较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者鉴于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大多为一些不满现状、反对强权、主张自由平等的青年，因而既坚持原则，在理论观点上对他们进行批判，而又十分注意策略，对他们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态度，以达到提高他们思想认识的目的。

 

　　1921年5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上发表《中国式无政府主义》一文，接着，施存统在《觉悟》上发表《经济组织与自由平等》、《再与太朴论主义的选择》等文章，均针对郑太朴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进行同志式的批判：“我相信你是一个真正想改造社会的朋友，所以很希望你为社会努力”。

 

　　对于这些批判文字，郑太朴曾多次著文答辩，同时也认真研读了对方的观点，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他对陈独秀恳切地表示：“希望先生有以教我，并希望大家共同讨论这件重要的事”；对施存统表示：“我们意见不同处，都是为社会，不是为私人利害，因此我很希望你底指教。”《觉悟》刊出郑太朴和施存统的争鸣文章时，主编邵力子特加按语：“太朴和存统底讨论态度是非常好的。”

 

　　通过马克思主义者的热情帮助，郑太朴诚恳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1月，原来也是受无政府主义较深影响，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黄爱、庞人铨被军阀杀害后，郑太朴表示深切悼念，他写道：“他们底死终算合于死底真意义了”。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组织马克思104周年诞辰纪念活动，郑太朴参加了由张秋人主持的纪念大会，并同陈望道、沈雁冰等先后作了颂扬马克思主义的演说。志同才能道合，郑太朴终于和同样具有振兴中华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走到了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郑太朴在探求真理中，经历了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曲折和艰辛的过程。

 

　　刻苦学习与积极革命的留学生涯

 

　　郑太朴从工部局辞职后，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念其心地纯正、好学有为，邀他在该馆编译所工作。在编译所工作期间，他勤奋译著，成绩卓越，又深得蔡元培的赏识，由蔡元培提名派赴德国留学，费用由商务印书馆预支，讲定日后由译著之润笔费偿还。

 

　　1922年秋，郑太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数学和物理学。哥廷根是一个幽静的城镇，居民以务农为多，民风纯朴。郑太朴在该镇近郊特格来尔（Tenglern）租了一间小阁楼居住，楼下就是房主的牛栏和羊圈，他吃的是土豆、黑面包，喝着羊奶，像个苦行僧过着艰苦的生活。

 

　　平日，除了到学校上课，他什么地方也不去，为了偿还商务印书馆的债务，就在这间小阁楼里，在牛羊哞哞咩咩的叫声中，他翻译了《数学全书》的第一册算术、第二册代数、第三册解析几何、《近代物理学一瞥》等教育书刊。还为由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人发起组织的“新时代丛书社”出版的《新时代丛书》翻译了《进化（从星云到人类）》等科学普及著作，向中国读者介绍世界上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

 

　　郑太朴平时沉默寡言，但对人热情有加，每当朋友来访，他的话匣子一打开，便滔滔不绝，议论纵横，而且幽默、风趣，因此在留德同学中的人缘极佳，交友甚广。郑太朴对学业专心致志，有极高的革命热情，他积极地投入革命活动。1922――1926年期间，他不间断地参加中共旅德支部组织的学习活动和各种革命斗争，中共哥廷根小组经常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郑太朴每会必到。在一次讨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怎样的问题时，大家争论不休，当时郑太朴生活很清苦，有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时常要接受朱德的接济，因此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在讨论会上说：“到了社会主义吃饭不成问题啦，到处都安上了营养输送管，只要拧开龙头，就像喝自来水似的，一下子就喝饱了……”。这些讨论，现在看来未免幼稚可笑，可是当时大家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郑太朴和同志们一往情深地向往着、憧憬着、探讨着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郑太朴留德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是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中共旅欧各支部亦紧紧围绕这一中心在留学生中开展工作。在周恩来的主持和推动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国民党旅欧执行部（一说是国民党驻法总支部）于1923年11月成立，由周恩来、李富春领导，郑太朴和旅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郑太朴还参与该执行部所属德国柏林支部的领导工作。当时，不仅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共产党中也有人不肯合作，在旅德支部领导下，郑太朴积极参加了反对这些错误认识的斗争。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旅德的国共两党在柏林联合举办隆重的追悼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国留学生、爱国华侨，还有许多德国共产党和进步群众，会后，由邓演达、朱德为领队进行了一次空前的中国人示威大游行。同年6月，为声援国内“五卅”运动，在德的中国留学生集会和示威达一个多月，并曾占领中国驻德使馆，给北洋军阀政府很大的震惊。在这些活动中，郑太朴宁愿抛却学业，从哥廷根赶到柏林参加，表现出一个爱国青年的革命热情。8月，中国国民党旅欧执行部在巴黎举行第四次全体大会，郑太朴等7人当选为执行委员，邓希贤（邓小平）等3人为监察委员。

 

　　1926年，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郑太朴回国参加工作，先后在邓演达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和谭平山为部长的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任职。同时，任教于武昌中山大学，担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不畏牺牲进行反蒋斗争

 

　　1927年7月，继蒋介石“四·一二”叛变之后，汪精卫于“七·一五”悍然举行“分共会议”，汪蒋合流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大革命失败了。郑太朴由于不同意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自动脱党，之后，他回到了上海赴同济大学任教，教授德文和数学。

 

　　郑太朴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反蒋斗争。1927年11月，宋庆龄、邓演达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号召组织新党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继续国民革命，与新旧军阀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郑太朴与谭平山、章伯钧、季方、朱蕴山、邓初民、李世璋等立即响应，在国内筹组中华革命党，以上海为中心，进行秘密的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1928年夏天，世界佛教联合会会长太虚法师出国讲授佛学，郑太朴以太虚法师的翻译身份，携中华革命党纲领，与在德国的邓演达等人商议有关正式建党的诸多问题。他与邓演达畅谈了国内外情况，力促邓回国主持革命工作，邓演达表示对革命不容卸责，答应在适当时候回国与同志们共同奋斗。1929年，中华革命党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从武汉革命集团破裂、宁汉合作以后，早已成为军阀、官僚、政客、买办、豪劣以及投机腐化分子等反革命势力的集合体”，并宣称“要集合工人、农民以及中小资产阶级一切民主势力，重新建立革命联合的新战线”。翌年5月，邓演达自德国返抵上海，在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他与郑太朴、季方赁屋同住，白天潜居研究起草政治主张，晚间外出联络同志。8月9日，在上海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90号，召开了有10个省区的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通过了纲领性文件《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提出反帝反封建，推翻蒋介石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等主张。

 

　　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了由25名干事组成的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为总干事，郑太朴为干事兼任组织委员会主席委员（即组织部长），主管组织工作，还负责上海小组的工作。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发展很快，在3个月内，便在20个省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成员总数近2000人，为此郑太朴发挥了杰出的组织才能和苦干精神。

 

　　第三党迅猛开展的革命活动，威胁到南京政权的统治，引起蒋介石的切齿痛恨。1931年8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淞沪警备司令部勾结公共租界巡捕房在上海悍然逮捕了邓演达等10多名同志。当天晚上10点，郑太朴也在租界内的麦根路（今石门二路）住所门口被捕，两天后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旋即被押解往南京监狱。陷入囹圄的郑太朴没有被政治上的高压和恶劣的牢狱生活所屈服，也没有在敌人施展的利诱手段面前低头，他一面与敌人进行周旋,一面设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1月29日，蒋介石秘密杀害了邓演达，同时判处郑太朴死刑。他视死如归，并没有感到遗憾，而为自己能追随邓演达，为平民革命献身感到自豪。因国民党内部矛盾，人民抗日救亡情绪高涨，死刑还来不及执行，蒋介石就被迫下台了。此后经宋庆龄、冯玉祥作保营救，郑太朴和罗任一等12位同志于1932年春获释。

 

　　出狱后，迫于形势，郑太朴暂时减少了政治活动，再次到同济大学任教。后又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择杭州西湖秋瑾烈士祠陶社为寓所，专心读书译著，并被聘为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任数理和德语教授。

 

　　郑太朴忙于教学和译著，但对政治活动仍然极为热心。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1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郑太朴参加了成立大会，并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一起，成为第一批会员，积极参与营救政治犯的革命活动。

 

　　传播科学与教书育人的楷模

 

　　郑太朴自20岁翻译罗素的《战时之正义》，21岁翻译英国人麦开柏所著的《进化（从星云到人类）》开始，至48岁逝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和译作，共达20余种，其中不少译著多次再版。译著内容涉及哲学、数学、物理学、经济学、中外科技史等，其中以数学译著最丰富。牛顿经典力学名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被称为“经典物理学的经典”，郑太朴于1931年译成出版，对传播科学、提高中国科技水平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极为可贵的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尤其在数学研究上建树颇多，在我国数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郑太朴由衷感到高兴，但他对于蒋介石是否有诚意与中共合作抗日，抱有很大的怀疑。1937年12月，日寇侵占杭州前夕，郑太朴怀着激愤和眷恋的心情，离开美丽的西子湖前往大后方。途中，应好友叶挺将军之邀，到新四军军部住了一些时日，旋即赴已迁往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任教，后又执教于昆明同济大学。当时迁往大后方的院校，生活和教学条件都极为艰难，郑太朴与学生同甘共苦，坚守在教育岗位上。

 

　　1940年，同济大学迁址四川，郑太朴随学校搬到宜宾附近的李庄。他40岁未婚，单身一人，把伙食包在镇上的小饭馆。因为薪俸薄，还需以高汇费寄款赡养在沪的老母，故经济拮据，生活艰辛，吃得极差。但他从来未曾替自己喊苦，倒是非常关心学生们的生活，他曾说：“像我这样到了中年的人倒没有什么，同学们体格还没有发育得十分完全的时候，这种生活实在很糟。”还说，“学校的设备如此差，学生的生活如此苦，能够自己买菜油点灯看书，已经很不容易了”。郑太朴处处想着学生、体谅学生，对学生充满了爱护的情感。

 

　　那时，郑太朴由学校安排，住在一间朝西的又闷热又潮湿的屋子里，到了晚上，点着盏只有一根灯芯的菜油灯。然而在那惨淡的灯光下，总有几位同学来这里与郑先生促膝而谈。他衔着那已降格为土菸叶做的烟卷，安静地吸着，脸上总挂着敦厚的微笑。身为一长者，他却从无教诲的口吻，对于同学的不正确的认识和行为，只是恳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仿佛就是朋友间的谈话，诚恳和蔼、语重心长地与他们探讨，给他们以引导。

 

　　夏季，每到晚上，三五个同学簇拥着郑太朴先生散步，走到长江边的大草场上，有同学铺下一张篾席，郑太朴道声：“对不起，”就席地而坐或躺下身子，接着便打开了话匣子，同学们围坐一圈听他讲学问或讲抗战局势，这种氛围、这种情趣，这时所接受的知识和思想的升华，使这些学生受益终身，并成为美好的回忆。

 

　　郑太朴在同济大学先任数理系主任。由于他具有真才实学，办事热情，为人敦厚方正，被同仁推为教务长。郑太朴不负众望，梳理整顿，尽心管理，对校务建设及建立正常教学秩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郑太朴在规划学校工作的同时，自己还继续任课，他讲课逻辑性强，语言简洁，深入浅出，层次分明。尽管如此，上课之前，仍用心备课，他编写的讲义在行与行之间留着很宽的空白，以备随时修改和补充新教材之用。他上课从不迟到早退，风雨无阻，偶有缺课，日后总设法弥补。对于学生所提出问题，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如课堂时间不够，便约学生到他那简陋住所详为解答。

 

　　1942年，丁文渊接任同济大学校长。因郑太朴先生深受学生爱戴，却引起学校当局的嫉恨，他们对郑太朴造谣诬蔑，多方排挤，甚至蓄意制造事端，加以围攻，在此情况下，郑太朴辞去了教务长之职。丁文渊的卑劣与专横，终于引起学校上下的强烈不满，郑太朴团结进步师生，并向社会公开揭露了丁文渊的劣迹。校内24名教授还联名致函国民党教育部，声明不能与丁合作。经过两年的不懈斗争，终于迫使教育部解除了丁文渊的校长职务。但郑太朴在同济大学也难再呆下去，于1944年转到重庆交通大学任教。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会议规定取消同盟的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组织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此前自1941年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三党三派加入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直采取团体会员制）。郑太朴即成为民盟盟员，和广大社会贤达和爱国知识分子一起投入民主宪政运动，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形势。

 

　　离家多年的郑太朴时刻惦念只身留在上海的母亲，盼望能早日看到抗战胜利之日，回沪赡养年迈的老母。是年秋，同济大学有些同学拟回上海，曾关心地询问郑太朴是否同行，郑太朴答道：“本人站在反侵略的立场上，是绝不能回去作顺民的”。岂料第二年母亲陈氏在沪病逝，郑太朴闻讯极为悲痛，面对东方泪湿衣衫，恨不能返乡扶棺尽孝，他在致一学生的函中写道：“太朴从此上无慈亲，中无兄弟，孑然一身。”凄凉之情跃然纸上。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带给国人、带给自己深重灾难，他不仅坚定地站在反法西斯的阵营中，更觉悟到要使祖国免遭蹂躏，一定要强国。而强国必须要有民主的制度和发达的科学水平，这正是自己长期所追求的，他深感自己应为国家的富强而有所作为，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重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为人民解放事业而鞠躬尽瘁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11月，郑太朴随交通大学复员，乘船离渝抵沪。

 

　　此时，人民渴望建立一个独立、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而蒋介石却坚持内战、独裁的方针。郑太朴在上海投身于复杂、艰苦的反蒋斗争，继续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前进。他以多种方式，从多方面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做了许多难能可贵的事情。正如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在《郑太朴先生传略》一文中所说：“他的战斗性和团结力都很强，长于走群众路线，在抗日胜利后四年所做的都是共产党员的事。”

 

　　此时，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上海党员逐渐回沪，起初只有20余人，由中央指派郑太朴在沪指导工作，办理总登记，筹备重建上海市组织。郑太朴和连瑞琦、申葆文、胡淼年、谢小奇一起奔走，联系老党员，办理总登记，筹备重新建立党的上海市机构。1947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农工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党名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后即成立了上海市党部委员会。

 

　　1945年12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该会纲领以“民有、民治、民享”为建国最高理想，经黄炎培动员，郑太朴加入民建会。1946年4月，民主建国会从重庆迁至上海时，郑太朴担任该会常务理事，成为领导人之一，参加领导民建成员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的斗争。1947年底，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彻底破坏了政治协商路线。郑太朴与黄炎培、施复亮、杨卫玉、盛丕华、胡厥文等在民建常务理事会上，讨论通过了《反对国民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的决议》，严正声明不承认伪国大和伪宪法，公开宣告站在人民革命一边，同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

 

　　1946年5、6月间，郑太朴与郭沫若、茅盾、马寅初、马叙伦、郑振铎、周建人、周予同、施复亮、胡绳、沈志远、杜守素、翦伯赞、叶圣陶、陶行知、林汉达、吴清友、王寅生、孙晓村、彭文应、冯乃超、曹惠群、许涤新、蔡尚思等24人发起组织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同年9月，中共领导下的上海各大学进步教授的爱国民主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成立，郑太朴始终为其核心成员。

 

　　“大教联”自成立至1948年底，利用合法地位开展斗争，多次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和卖国丑行，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郑太朴在“大教联”历次宣言和签名中，以及“大教联”本身团结方面，起了促进和带头的作用。他还担任“大教联”附属的文化研究所常委。当时“大教联”与进步工商业代表陈叔通等人以茶话会、聚餐等方式经常聚会，讨论时局，研究工商界民主运动的开展，郑太朴都是重要的参加者。他还积极参加对国民党人士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策反工作。

 

　　郑太朴一贯全力声援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1947年元旦，郑太朴和上海各大学的38位教授联名发表文告，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同年5月，“五·二○”南京惨案发生后，他和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马寅初、柳亚子、谭平山、许广平等17人于21日举行座谈会，发表谈话痛斥暴行，盛赞“学生行为值得敬爱”。26日，郑太朴与张志让等28位教授发表书面意见，提出六点抗议。

 

　　在交大期间，郑太朴在各次运动中联合民主人士发表谈话，鼓舞学生斗志；还介绍马寅初、张炯伯、施复亮、李平心等到校演说。为了支持学生运动，郑太朴联系动员工商界人士向学生会募捐了不少经费。交大要开除进步学生，郑太朴四出奔波，恳求两位社会知名人士、交大的老校长唐文治和张元济出面，致函国民党市长吴国桢，并在《大公报》上刊出，充分肯定学生行动的爱国性、正义性，此举起到明显作用，迫使当局作出了让步，郑太朴在兴奋之余更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1947年7月，上海不少进步教授被解聘，郑太朴由于在民主运动中锋芒毕露，自然也名列其中。他在被交大解聘后，经马寅初推荐，到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这时，他已上了黑名单。1948年6月，上海各界人士281人发表抗议美帝扶日宣言以及33人联名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两封公开信，其中都有郑太朴列名。5日，上海学生举行反美扶日大游行，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朱葆三路分部是个重要的集合点，有五六百大中学生云集。学校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封锁达10小时之久。郑太朴时兼分部主任，他坚持配合学生斗争，不肯离开。在郑太朴和进步师生的努力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在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中站在前列，被誉为“民主堡垒”。

 

　　为争取新中国的建立，郑太朴付出了他能付出的一切。他一生清贫，长年过着不安定的生活。1948年10月，与王雪莹博士结婚，才过了一段极短时期的家庭生活。在政治迫害下，他东躲西藏，但始终一本初衷，继续奋斗到最后。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建议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时，中国民主同盟已被蒋介石强行解散，民建也被迫转入地下斗争。郑太朴和在沪常务理事、监事秘密开会，一致决议响应中共号召，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奋斗。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局邀请郑太朴和马寅初、张志让、杜国庠、卢于道等32位上海爱国民主人士，取道香港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得知消息郑太朴兴奋极了。自大革命失败他脱离共产党已逾20个年头，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而自己在这20余年中，也为国家和民族付出了巨大心血，想到今后又能和共产党合作共事，他踌志满怀，准备有一番作为，他怀着急切的心情与“大教联”中共领导人李正文相约在香港会面。

 

　　这时，上海商务印书馆为适应解放后出版事业的发展，聘请郑太朴主政编审部，然而处于险恶环境下的郑太朴不能公开视事，馆方为他的安全着想，并为便利其与各地进步作家洽稿的便利，遂劝他暂时驻留香港。于是郑太朴化名郑松塘，以商务印书馆经理的随员身份赴广州视察馆务作为掩护，离开上海。

 

　　1949年1月17日，郑太朴移住友人家中。18日凌晨，由商务印书馆派车送到黄浦江畔的公和祥码头，悄然踏上开赴香港的渣华轮。

 

　　由于连日操劳，前晚终夜未眠，且患感冒，郑太朴甚觉头部沉重，上船后即安睡。翌日仍觉头痛，在餐厅用完晚餐上楼时忽失足坠下，鼻尖出血，经船医治疗后，仍感觉神智不甚清晰。至次日（11月20日）上午，他沉睡不醒，酣声甚巨。下午3时抵港后辗转送到玛利医院，经医生检查诊断为脑出血，由于在船上未能及时得到抢救，病势极为严重。郑太朴其间曾清醒一次，自言系患重伤风。当晚11时，在医院逝世。旅港民主人士都为郑太朴英年早逝而陷入无限悲痛之中，深切地悼念这位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

 

　　上海解放后，民建会向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申请，要求追认郑太朴为革命烈士。但民政局认为郑太朴系病逝，追认烈士无先例可援，遂请示陈毅市长，陈市长认为郑太朴为革命备受迫害，病死在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北上的途中，应以“革命积劳成疾”而批准为烈士。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其妻王雪莹女士颁发了“革命烈士家属光荣纪念书”，证书上写道：“郑太朴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其事迹当永为人民所钦敬”。郑太朴逝世后一年，1950年1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华东局统战部和民建、农工党、民盟、同济大学、商务印书馆等团体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上海市委刘少文同志和马寅初、盛丕华、胡厥文、连瑞琦、俞寰澄等参加了追悼会。文汇报出版了纪念专版。黄炎培著文悼念，文曰：“以先生待人之厚，赴义之勇，处事之精实而又天资超卓，学力过人，朋辈中竟罕其匹。东方将明，哲人遽萎，百身何可赎耶？用书哀感，以永怀思。”郑太朴生前，柳亚子多次以诗相赠，如“郑公儒雅恂恂者，谁信风云旧霸才，世界无穷愿无尽，江东卷土又重来”（1947年）；郑太朴逝世后，又赠“噩耗惊闻泪暗垂，郑玄身世不胜悲”，挽联上书“精神不死”四个大字。

 

　　1950年4月5日，郑太朴遗体安葬于杭州西湖弥陀寺山麓。碑系何香凝手书：“郑太朴同志之墓”。后迁至南山公墓，即今南山烈士陵园。1985年，其妻、全国政协常委王雪莹去世后，与郑太朴合葬在一起。